孙健初（1897～1952年） 男 1926年山西大学采矿系毕业 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 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
1897年8月18日，孙健初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后孙密城村一个农民家庭。这里是有名的黄泛区。孙健初的祖父孙光风曾因家乡被洪水淹没而流落山东，替人帮工糊口。洪水退去，良田已成荒滩，孙光风又垦田耕地。几易寒暑，终使贫寒的家庭富裕起来。孙光风经常向孙健初讲自己的经历，告诫他：“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咬着牙干下去，决不能半途而废”。孙健初的父亲孙云阶是一名秀オ，在乡村开办私塾教学。孙健初从8岁起在父亲办的私塾里读书，到1912年考入濮濮阳县高等小学，熟读四书五经，也学会了田里的农活。孙健初对这段耕读生活十分留恋，在他的《自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自幼由祖母抚养并随父亲亲在乡间读书，虽以读书为主，但农忙时期亦事操作，尚不怕劳动，后来略有吃苦精神，亦就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。”
相信科学可以救国，一心学地质
孙健初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。1920年他从山东曹州（今菏泽县）鲁西国立第六中学毕业，考取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，两年后入本科。在山西大学期间，他刻苦努力，生活节俭，同瑞典籍教授新常福（Nustram）接触较多。孙健初敬慕这位外籍教授，新常福对孙健初的刻苦精神也很赏识。在多年的接触中，孙健初逐渐接受了新常福“以纯正科学来救国”的思想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，一心学采矿地质，并且把它学得很好。
1929年1月，孙健初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，开始任地质调查员，后被提任技佐、技正。
在中央地质调查所，孙健初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地质调査活动。从1929年到1934年，五年间，他三次去绥远、察哈尔调查，发现20多处煤矿和一些石棉、水晶、石墨矿；两次去辽宁、吉林勘查煤矿、金矿；又去安徽、河南调查铁矿、煤矿。在长期地质调查的实践中，孙健初认真工作，刻苦钻研，专业知识得到了明显的丰富和提高，先后写出20多篇论文和报告，其中有许多得到地质界权威人士的好评。
由于地质调查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接触，孙健初目睹广大人民群众的贫穷苦难，“科学救国”的思想激发了他对“地质与人生”的思考。1934年，他和侯德封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黄河上游地质调査，在共同撰写了《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》报告后，又撰写了《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》的论文，专门探讨“地质之层序及其经济意义”和“从地文上观察其与人生之关系”。为改变西北地区的贫穷状况，提出：陇南陇西“山岭较多由古岩层组成，泉多雨足，……宜农宜牧，林矿亦佳”。秦岭北坡、祁连山北坡“石山嶙峋，却宜林木坡岗茂林，适宜牧畜；宽谷缓缓坡，得成活田”。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，但并未受到当权者的重视，更谈不到付诸实施。
在这以后，孙健初地质调查活动的重点，转向西北地区。1935年初，中央地质调查所组成以翁文灏为主任、黄汲清为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篡委员会，孙健初为委员，并负责青海、甘肃、宁夏地区的地质调查，历时8个多月。
根据实践，敢于提出创新的见解
孙健初自小养成了倔强的性格。在山西大学时，他多次到山西五台山一带调査地质。在此之前，曾有许多人到这里做过地质调查，美国人B维里士（B・ Willis）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是美国地质委员会研究员、著名地质构造学家。他对五台山地区地层划分有过权威性的意见，一直是中国古老地层的划分依据。孙健初在掌握大量实地调査的资料以后，对维里士的论断提出了异议。维里士认为，五台山主要区域的东南倾斜包括数个向斜层。孙健初认为，我们最近的研究不仅证明这种倾斜的结构实际上并不复杂，而且维里士有关时期的划分，很可能存在错误。在维里士未去的刘定寺附近，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岩层，要比山河庙部分的时期新，而较西台的时期老。原来维里士命名的滹沱系（滹沱群）里的一些层位划归太古代，现在孙健初把它们划为元古代。这在当时对于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，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。孙健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《论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〉（英文），经新常福教授推荐，刊登在1928年上半年出版的《瑞华博物考察会会刊》上，下半年由《中国地质学会会志》第7卷转载。
孙健初在大冶铁矿的调查也表现了这种精神。1936年夏，孙健初到大治调查，正值炎热的夏天。因矿区四面环山，植被稀少，尤感闷热。孙健初不顾炎热，奔波在大治的群山峻岭之间。他工作之细致，工作量之多，超过了前人。大治铁矿已有1700多年的开采历史。到了近代，许多中外知名的地质学家前往调查，都认为东西两处矿山是各自独立的矿体，中间是空白地带，没有铁矿存在。孙健初经过研究分析，提出不同的意见。他在地质报告中说大石门、狮子山两处铁矿，据昔日地面观察，本不相接，今由窿洞试探，乃知其实相连续。又龙洞、纱帽翅两处铁矿，前就地面上看，亦是间断，近经露天采掘，乃见其一脉之相连。由此可见象鼻山及龙洞之间，及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，地面上虽无铁矿露头之可见，而地面下似不无多少铁矿之潜藏，极应钻探，以证实之”。解放后，国家为了给华中新建大型钢铁厂准备原料基地，地质部中南地质调查所多次派地质队到大冶勘察。1953年4月，经钻探发现了潜伏矿体，证实孙健初的论断是正确的。1987年出版的《大冶铁矿志）记述了这段历史：“孙健初根据大石门、狮子山两矿体在地下相连的情况，提出象鼻山与龙洞之间，纱帽翅与铁门坎之间地下应有铁矿潜藏，是中国第一个推断尖林山地下有潜伏矿体的地质学家。”
不畏艰险，第一个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
在中央地质调查处，孙健初始终如一地从事野外地质调查。西北戈壁，东北草原，黄河上下，长江两岸，到处留下他的足迹。正象他自己后来所说的：“一切不顾，哪里有地质材料就往哪里跑”。所到之处，不但条件艰苦，有时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。孙健初曾几次遇到土匪。一次在陕西镇安铁矿地质调查时，被土匪强行搜身。土匪没有想到，孙健初身上除了几个干馒头，就是一包包矿石，只好棒离去。抱着“科学救国”信念的孙健初，对艰苦、危险全然不顾，只想以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。30年代初期搞地质勘查，其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地质工作不被当局重视，经费少得可怜。有调查任务时，一般派两个人有时只派一个人去完成。物探仪器只有一个罗盘，一把小铁锤。1930－1933年，孙健初三进绥察调查，就是一个人完成的。其范围由北纬40°30’～－41°30’，东经108°～-114°，幅员占绥远省之本部及察哈尔之西南隅，行程曲折达3000公里。经过这三次调查，孙健初写出《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》，引起地质界的重视，被誉为我国区域地质方面的重要文献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回忆地质调查所的往事时，称赞孙健初三进绥察“调查区域之大，行程之长，考察之细细，对所得资料分析、论述之令人信服，在30年代初期的地质界确属难能可贵。”
1935年跨越祁连山的壮举，更可见当时地质工作之艰苦。1935年4月，孙健初接到去青海进行地质调查的任务后，即与周宗浚踏上了艰难的旅程。他们西行经湟源，过日月山到贵德，然后沿黄河继续向西，直到龙羊峡谷。山路崎岖，行走艰难，爬山、涉水、过沼泽，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上。刚才还太阳当空，晒得挺热，忽然一变，暴风雪袭来，又冻得发抖。他们沿青海湖考察，在布哈河一带作了地质调查和地形测绘。回到西宁稍事休整，又开始了对祁连山的考察。
祁连山山势嵯峨，群峰争峙，海拔低者30000余米，高者6000米以上，4500米以上便终年积雪。从19世纪末叶起，先后有14名外国学者到祁连山考察，均有著作问世。有的山峰便以外国人名命名。孙健初认为“这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”。孙健初同周宗浚在祁连山中跋涉两个多月，多半时间行走在渺无人烟的崎岖山路上，饿了吃炒面，渴了喝山泉水。面庞被高山日光晒得黝黑，被干燥的山风吹出裂裂口。他们经过坚韧不拔的努力，终于走到祁连山主峰之下，采集标本，测绘地质图，考察了地层情况地层分界；又经过几天跋涉，翻过几个大坂，终于走出祁连山北麓的山口，到达甘肃地界的酒泉金佛寺。孙健初成为第一位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。
通过这次历时8个月的地质调查（包括紧接着进行的祁连山北麓的调查），孙健初写了三篇重要的论著，《祁连山一带地质史纲要》、《甘肃及青海之金矿》和《青海湖》。黄汲清说：“在我的地质研究中，有关祁连山的论著，总喜欢和孙先生交谈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亲自深入祁连山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是可靠的、权威的。”
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田的奠基人
孙健初勘察玉门石油，几经曲折，矢志不渝。1935年他和周宗浚跨越祁连山后考察北麓的时候，就打算到玉门考察石油。不料，盘踞在酒泉的地方驻军横加阻挠，不准他们前往。
1936年，“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”获准开采甘肃、青海、新疆三省石油，组成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，从美国请来两名专家一地质学家J．M．韦勒（J．M． Weller）博士和F．A．萨顿（F．A．Suton）工程师。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孙健初参加此项工作。1937年10月，他们来到玉门老君庙。在距离石油河10多里的地方看到个很大的沥青堆，便在石油露头的周围详细观察。从石油河岸边断层和两处干油泉的周围地层看，孙健初认为“玉门油泉一带地质颇不简单，地层多经变质，构造褶皱断层兼有之”，“这里是煤油将来之希望”。他迫不及待地给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早日钻探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家迫切需要石油。由孙健初、韦勒、萨顿共同署名的《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〉提出，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，因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平时开采，经济上不合算；如战争急需，可考虑开采。翁文灏两次召见孙健初，听取玉门石油地质情况的汇报，并支持孙健初的建议，作出进一步探查玉门石油的决定。
孙健初接受了去玉门详察的任务，和助手靳锡庚在兰州招募了几名测量工人，再次去玉门门。1938年12月4日，到达酒泉，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。12月23日，孙健初、严爽、勒锡庚等人骑着骆驼，向老君庙出发。
从酒泉到玉门老君庙，行程80多公里，整整走了4天。在冰天雪地的季节，在一望无垠的荒漠旷野，孙健初等一行8人，忍着饥渴，迎着刺骨寒风，到海拔2200米的祁连山麓去找石油，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。
1938年12月27日黄昏时分，孙健初等到达老君庙。他们在老君庙旁搭起蒙古包，开始了艰苦的勘测工作。他们每天都是白天在野外踏勘，晚上回到蒙古包里点上蜡烛绘图计算，一直工作到深夜才睡。从石油河到干油泉、角塘沟、三橛湾、马莲泉、红沟河坝，无不留下孙健初的足迹和汗水。他们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，为玉门油田的勘探、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经过47个日日夜夜，孙健初完成了地质调查任务，给资源委员会写了报告，详细述说玉门勘测的地质情况，并提出钻井探油的具体计划，定出钻井井位。1939年3月，经周恩来批准由陕甘宁边区借来的第一部钻机运抵老君庙，立即按孙健初所定井位钻进。3月27日，挖方井导洞至23米处遇到石油。3月11日，钻至115．51米探得一个油层，孙健初为它定名K油层，每天可产油10吨。后来第2号井、3号井、4号井……相继钻到K油油层。1940年8月，从湘潭煤矿运来的钻机到矿，决定加深4号井。11月2日开钻，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钻到439．17米发生强烈井喷，从而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L油层，证明玉门油田是一个储量丰富、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。随着情况的发展，孙健初对玉门油田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。1940年他写成《修正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》，1942年1月再次修改。孙健初运用前人的知识积累，参照国内外有关资料，以玉门油田的地质为对象，开始探索石油生成、运移、储集的规律。
1942～1944年孙健初在美国考察和进修，写出《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》和《发展中国油矿纲要》。回国后，除主持玉门油田的地质勘探工作、继续对祁连山北麓进行调查外，重点对青年地质人员进行培养，关心他们的成长。
1946年，孙健初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（后改为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勘探处），处址在兰州。解放前夕，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抢掠、破坏，孙健初不顾个人安危，组织职工巡逻护厂，将全部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裝箱密封，妥为保护。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，彭德怀、贺龙亲自到勘探处，对孙健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倍加费扬。
1950年，孙健初出席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，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，被任命为石油管理总局探勘处处长，后又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，并参加编制全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。1951年，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，孙健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全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。1952年10月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，孙健初主持开か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，亲自讲课，参加讨论，指导总结。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我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。正当孙健初激情满怀，准备为发展祖国石油工业大展身手的时候，不幸于1952年11月10日因煤气中毒而过早离开了人间。石油工人怀念他，1954年在玉门油矿建成“孙健初同志纪念碑”。1986年落成的兰州科学宫，孙健初与其他三位科学家的古铜色塑像，耸立在迎门大厅。孙健初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，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。
（文章摘自《岁月流金—记石油科技专家》作者：总公司 郭仁）
